“敦煌女儿”樊锦诗(敦煌之恋 听樊锦诗讲在敦煌的日子)

“为茫茫大漠放弃半生，从无名湖到莫高窟，留住前人的火种，开辟明天的道路。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半个世纪的风沙。一份爱，一幅画，一幅画，一段苦涩的文化之旅，从青春到白发。敦煌是我心的所在。

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栏目写给范锦石的2020年获奖感言。

范金石，1938年7月出生，198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范金石把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作为毕生事业，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她被誉为“敦煌女儿”。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保护、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八十多岁的范金石仍在撰写《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她对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别谈我了，谈敦煌、莫高窟吧。”

当记者问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她会说什么？范锦石顿了顿，轻声说出了七个字：“我的心在敦煌。”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愿望”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少女背着大背包，戴着草帽，满怀理想，在北京站登上了开往西边的火车。她叫范锦诗，那年她25岁。

范锦石出生于北京，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那时，年轻的范锦诗万万没想到，毕业后，她会到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工作，更没想到她会在那里呆上50多年。

回忆起自己最初的选择，范金石将其归结为一次“意外”：“1962年，在学校的安排下，我和三个同学到敦煌文物学院实习。毕业时，学院要求学校为了某人，我成为了学校分配到学院的两名学生之一。

敦煌莫高窟是古丝绸之路上诞生的无价之宝。它是一种集建筑、彩色雕塑、壁画于一体的三维艺术。它是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古人智慧创造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它见证了中西文化。的沟通。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檐5座。它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在石窟艺术中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从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开拓者和创始人常书鸿，到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老一代莫高窟守护者大多是放弃大城市安逸的名校毕业生。人生，自愿来到戈壁滩，并在那里呆了一辈子。

当时，莫高窟几乎成了废墟。洞穴里全是黄沙，有的根本无法进入。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交通，信息也非常有限。

当范金石的父亲得知女儿的工作分配后，担心女儿孱弱的身体无法适应戈壁滩的恶劣环境，就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恳求北大不要送她去这样的地方工作。一个困难的地方。

但这封信却被范锦石秘密扣留。

范金石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我选择去敦煌，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愿望。”

敦煌的美丽令人震惊，敦煌的苦难同样令人震惊。

“第一次看到敦煌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惊叹，但真正住在这里才知道，洞内是神的世界、艺术的殿堂，而洞外却是飞沙流水，岩石和黄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范锦石感慨地说：“与北京相比，这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住土房，睡土床，吃五谷杂粮，喝荡泉河的水……她硬着头皮熬过来了，但夜色的漆黑让她像20多岁的女孩一样头皮发紧。没有电，莫高窟漆黑得连手指头都看不见。厕所距离宿舍有五六分钟的路程。她不敢一个人去那里，晚上也不敢多喝水……

衣食住行都难，工作更难。每天进洞做研究，我都要和老师们一起爬“蜈蚣梯”。在大城市长大的范锦石从来没有见过“蜈蚣梯”！悬崖上插有树枝的木杆就是“蜈蚣梯”。每次爬上去，范锦石都受到惊吓，在梯子上左右摇晃。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她一出去，就看到两只绿色的大眼睛正盯着她。范锦石吓坏了，以为是“狼”，赶紧关上了门。天亮的时候，我打开门一看，那不是狼，而是一头驴。

然而，最让她难以置信的是，前辈们20多年来一直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

范锦石深受感动。“他们控制流沙、复制、研究，为研究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范锦石说：“他们也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从此以后，保护敦煌就是我一生的志向。”

“我为敦煌尽力了”

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后，范金石的首要任务是编写一份莫高窟考古报告。毕业离校前，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奇专门来找她谈话。他郑重地对范进士说：“你去敦煌，一定要写一份考古报告。写考古报告对于考古学来说非常重要。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们就会问你有没有读不读《史记》《汉书》，学考古的时候，人家肯定还是会要求你用考古报告作为证据，考古报告之于考古学，就像二十四史之于中国历史一样。

为什么在一片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有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这些由壁画和彩塑创造的佛教世界曾经是什么样子？这里发生了什么？那些壁画、彩塑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又是谁干的.

带着这些问题，范锦石走遍了大大小小的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个壁画、彩塑。2011年，她时隔40年主持编着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正式出版，被誉为我国第一本科学性、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目前，历时10余年编写、30万余字的第二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在进行最后的修订出版。这是范锦石现在最关心的事情。

“时间过得真快，没想到我已经在敦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了，也没想到我所承担的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任务竟然没有交上。”很久。”范金石说，“直到进入新世纪，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第二卷的编撰也快完成了。”

“敦煌是遥远的地方，一封信可以感动岁月。”1967年，范锦诗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锦章结婚。彭金章当时在武汉大学工作。虽然结婚了，但夫妻俩却过着各自的生活。

范锦石说：“我的丈夫理解我对敦煌的感情，他知道我不能再放弃敦煌。”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1986年，彭金章决定放弃武汉大学的事业，陪伴妻子扎根敦煌。结婚19年后，他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当时范锦石已经年近50岁了，每天依然忙碌。

1985年至1986年，范金石牵头从事莫高窟的申报工作。“申请世界遗产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惊。直到那时，我才对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宪章、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等概念，以及文物保护和法律有了一些了解。”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锦石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莫高窟这几十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非常模糊，颜色也逐渐褪色。”看着消失的壁画和雕像，范锦石心中焦急。

如何在抢救保护的同时尽可能保留这些文物的原貌？

20世纪80年代末，范锦石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接触到了“数字化”。“壁画是文物，既不能再生，也不能不朽，但‘数字化’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其原貌。”范金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每个洞穴、每幅壁画、每一个彩塑创建一个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远美丽”。

经过不懈努力，“数字敦煌”于2016年5月上线，高清数字敦煌影像向全世界发布。游客坐在电脑前可以看到清晰的莫高窟全景，就像参观石窟一样。

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莫高窟游客日益增多。范金石对此非常困扰：“随着游客增多，莫高窟内的温度、湿度会发生变化，从而加速壁画的退化。”她开始顶住控制游客数量的压力，但怎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旅游和文物呢？保护工作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牵头开展中国文化遗产地游客承载力研究，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实行“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现场观看”的石窟”。洞穴旅游开放新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双赢。游客可以先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然后再到洞窟中领略几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智慧和智慧。

敦煌文物“永久保存、永久利用”是范金石对“数字敦煌”的定位。当这个浩大的工程终于实现时，范锦石已经78岁了。

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范锦石一生守护着莫高窟。在她单薄的身体里，却有一颗倔强的心。“每一代人都有一个使命。”范锦诗用一生的奉献诠释了她这一代人对国家的使命和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

她告诉记者：“如果让我死后留下一句话，我会留下这句话：我为敦煌尽力了。”

“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

保护敦煌实际上是一场仍在持续的“接力赛”。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藏有5万多份中世纪手稿。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牵动着学术界乃至整个民族的神经。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过：“敦煌是我国学术的悲惨历史”。

在此背景下，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砥砺前行，打响了这场保护敦煌的“史诗级”接力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学、考古、艺术、宗教、科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在国外”的局面已经彻底扭转。

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范锦石的奉献和贡献。

范锦诗在沙漠里呆了半个多世纪，获奖无数。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100人”；201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她“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她“文化事业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文物保护”，并于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荣誉虽多，但无论身在何处，她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冷静和谦虚。

在范金石看来，这些荣誉属于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仁。她只是世世代代坚守沙漠、以莫高窟为家、以保护为天职、为家乡争光的“莫高窟”代表。

范金石说：“‘坚守沙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16个字就是我总结的‘莫高精神’，这是我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前辈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敦煌守护者们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与莫高窟的伟大相比，我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莫高窟是一座绵延千年的文化瑰宝，而我只保护了它五十多年。”范金石说：“从常书鸿老师到段文杰老师，再到我，我们一直在接力，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保护莫高窟的接力棒。白天想着敦煌，晚上梦到敦煌。”晚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一定要为敦煌而努力。”范金石说，“更多的事业还是靠年轻人，希望年轻人能够传承‘莫高精神’，只要莫高窟存在，敦煌研究院就会陪伴他们不断探索、前行。接力棒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杨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