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 社团(大学学生社团)

成都理工大学李浩勋/图

毕业一年后，杨子恒再次披上母校记者团的马甲。新任记者团团长和他的下属想请他录制一段视频，祝贺新入职的新人。这个邀请就像一个神奇的电话，让杨子恒从深圳回到天津，和记者团的“年轻人”一起散发欢迎传单，就像几年前他担任领导时那样。

记者团的温暖社区，依然在向远在深圳的杨子恒“辐射”温暖——。今年中秋节，他从记者团的低年级同学那里收到了他在学校经常吃的月饼。那时，他在学校期间与记者团的朋友一起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在他的脑海中回放。

像杨子恒一样，在大学里加入学生社团的学生还有很多。近日，中国大学生传媒联盟对国内50多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88.15%的学生认为学生社团关系和谐。

“成员之间没有距离”

杨子恒在大一下学期就加入了记者团，等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大学毕业的日子了。团里，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的老部长了。很多大学学生会、社团都有“帮扶、辅导”的传统，杨子衡曾经所属的记者团也不例外。在杨子恒眼中，老部长对待新媒体的态度是“爱”。跟随这位新媒体狂人，杨子恒学到了很多新媒体传播理念和技巧。

在各种学生组织中，高年级学生是新人的第一向导。没有他们，以“新手”身份加入记者团的杨子恒或许很难摸着石头过河。在学长们的真诚帮助下，新人有了快速成长的舞台。很多人提到，学生社团的有序运转，离不开学长对晚辈的包容和帮助。

当上部长后，张家伟希望自己和同事之间没有距离，大家都是朋友。“与朋友合而为一”是他的目标。在团体中，张家伟总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活跃的人。渐渐地认识了朋友之后，他也乐在其中。在安排工作任务时，他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语气和措辞。当遇到新手，犯很多错误时，他会反复提醒自己要有耐心。“有时候，当我坐在电脑屏幕前时，我的思绪就会‘爆炸’，但我仍然会在每句话后面加上‘’。”

即使过了新秀期，仍然有很多时候需要向前辈学习。

天津大学的刘金坤向“龙哥”学习了如何组织好学校活动。“龙哥”是刘金坤对退休学生会主席的称呼。刚担任学生会文宣部部长时，刘金坤只能“效仿”，凡事总是向“龙哥”请教。

已经“退休”的“龙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但只要刘金坤来问他，老董事长的严肃立刻就上来了。就在今年9月，刘金坤等三位同学为一张新年晚会海报改了一个又一个版本，“龙哥”陪着他们改了又改。“有好几次，我们海报做好了，就发给他，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回复，告诉我们修改的内容，还叫我们早点睡觉。”

但刘金坤不知道“龙哥”什么时候休息，也不知道老董事长有没有被她“烦过”。

“一个与同事一起努力工作的地方”

经过两年多的培训，专业能力的提升是一方面。刘金坤认为，自己最大的改变在于与人沟通。在很多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曾经是让她非常害怕的事情。从一开始胆怯的新人，到现在能独当一面的负责人，刘金坤受到老董事长的影响很大。

去年迎新晚会的筹备过程中，刘金坤不断与大三学生、研究生沟通节目内容和时间，同时也与很多不同的人进行联系和交流。那段时间，她感觉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助和周围友好的信息。

中国大学生传媒联盟的调查结果显示，93.62%的学生认为加入学生社团可以提高人际交往能力，59.34%的人认为可以锻炼自己的专业能力，87.71%的人认为可以锻炼组织管理能力，87.23%的人认为自己的协调能力和执行能力还有待提高。

在加入学生会之前，张家伟认为那可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在学生会工作两年后，他觉得“学生会是一个为大家服务、与同龄人一起努力工作的地方”。

对于在学生社团工作过的学生来说，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来平衡学习和工作。像早上6点起床，还没刷牙就打开电脑的情况时常会发生。

来自广东一所大学的陈洁玲是新闻组组长，她每天六点起床为大三学生修改稿件。写完修改意见后，将稿件发回给大三学生。他们等待他们完成修改后再进行修改。很多稿件需要修改四五次。陈洁玲当文员的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当时，新闻组的一位师姐，副总编辑，帮她写文章。有一次，陈洁玲的稿子写得不好，她的师姐特意约了她，和她一起讨论如何写稿子。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师姐告诉她，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应该先上网查资料，而不是向别人请教。陈洁玲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她开始明白独立思考、能够先自己找到问题答案的重要性。

陈洁玲在担任记者团总编辑时，修改了协会章程：如果官员竞选部长失败，可以成为副部长或留在协会担任编辑。“毕竟还是有很多人想在这里继续自己的爱好和事业。”《梦想》，陈洁玲不希望会员们对俱乐部和俱乐部工作的热爱消失。

杨子衡刚出任部长时，新组建的记者团还没有来得及招募新成员。整个记者团只有二十人左右，但学校里有几场大型活动等着他们去报道。那时，新闻组的每个成员都要承担比平时更多的工作。杨子恒经常在晚上10点30分的门禁时间跑回宿舍。

但在已经参加工作的杨子恒看来，“在俱乐部培养的工作能力已经反馈到了职场”。“工作后，我经常要做PPT排版、H5制作等工作，这些都是大学课堂上学不到的。”杨子恒说道。

三年多的俱乐部经历，让杨子恒告别了以前内向的自己，收获了很多技能。进入职场后，他发现这种变化让他受益匪浅。与害羞、不善表达的同事相比，杨子恒更加外向，懂得表达自己。偶尔，他也会回到原来的新媒体工作岗位。

他还萌生了一个想法：下次回学校，给记者团的大三学生上一堂课，分享自己在记者团和工作后的经历和感受。“我想我应该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艾宣城是学校网球协会的成员。在协会的两年里，他感觉自己不断成长。从看比赛、玩比赛到组织比赛，身份转变的背后是成长的过程。从刚进来被前辈照顾，到后来开始照顾后辈，他觉得自己对网球的热爱已经在俱乐部传承下来了。

在学生组织中，学习和成长超出了俱乐部的工作范围。李智楠在学校学生会工作两年多了，整个系里都有一种特别进步的氛围。系里一直有一个传统，例会一定要有学习的环节。“虽然这些学习与我们的专业课程关系不大，但部长经常强调，学生会的学生一定要以身作则，即使是做学生会工作，也不能耽误学业。如果学生的考试成绩系衰了，部长就尽力了，可以组织同专业的同学补习，这个传统也被后来当部长的李志南传承了下来。

“我们是家人”

在郑州大学，大三的邓勤岭宇已经是新闻团的资深成员、编辑策划部的副主任了。在她所属的学生社团里，每个成员都有一两个学长作为“师父”。社会成员代代相传，“学校”越来越大。用邓沁凌宇的话说，从“师父”到“弟子”，甚至还有旁系的“师父叔叔”、“师父阿姨”……整个记者团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一家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会尽力提供帮助。”

邓沁玲玉的“师父”比她大一岁，现在已经是高年级学生了。刚加入社团时，她对“师父”并不熟悉，但她却以自己的“固执”和热情对师父变得“粘人”。

与邓钦陵玉的经历类似，李智南与老大臣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她记得我们部门每个人的生日。”前年学校演讲比赛复赛那天，大家都疲惫不堪，李智楠根本不记得那天是他的生日。但她收到了部长准备的蛋糕，并得到了系里全体学生的祝福。“我们真的就像家人一样，每次想起他们，我就觉得他们是我大学生活的幸福源泉。”李志楠说道。

艾宣城和网协的同学们经历了几次第一次。因为有着相同的兴趣，网协的同学成了他最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一次在火车上坐了一整夜的硬座，第一次去看比赛直播，第一次和只在电视上见过的明星合影。去年国庆节，艾宣城和网协的几位同学坐火车10多个小时去北京观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他不会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去看比赛直播，因为他觉得看比赛的心情“如果有人分享就会很有趣”。

邓沁玲玉的“师傅”从俱乐部辞职前一个月，她就开始为“师傅”策划一份惊喜。她联系了20多名高年级学生，给她的“师父”写了一封信。“我之所以准备这份礼物，是因为师父当时很着急要考雅思考试，我想如果这些信息能给她带来一点力量就好了。”邓钦陵玉说道。

“师父”从俱乐部“退役”的那天，邓沁玲玉本想开开心心地为“师父”举办一个小型的庆祝仪式，但看完俱乐部为“师父”精心准备的祝福视频后，她拥抱了“师父”。师父”忍不住落泪。

但“大师”的“退役”并没有中断俱乐部与老领导的沟通。不久前，邓沁玲玉去上海参加口译中级考试，还给师傅带了一份礼物。清明节期间，“师父”还会给她带来家乡特产艾草青饺子。

毕业后，杨子衡仍然无法离开记者团这个“家”。收到母校同学送的月饼后，他把月饼和贺卡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回想起来，昨天是一连串的坎坷，但我还是想经常回家。（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志楠为化名）（安徽大学实习生王文轩刘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