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2030(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

原标题：人口负增长，“三育”持久战

我国人口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1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毅介绍，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2019年底减少85万人。上一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低于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0.6。

专家认为，在长期低生育水平的现实下，人口负增长不可避免。当前，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时代。同为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也不例外。人口负增长会带来消费能力下降、劳动力减少等问题。目前，我国已陆续推出“生育、育儿、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但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调整。

人口总需求应打破制约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60年、1961年以外，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我国也因此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人口过亿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开放研究院副教授陈建伟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减少首先会影响总需求，特别是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阶段、人均消费能力与发展中国家大致相当。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部署到2035年，在人口规模下降的前提下提高人均消费能力。”

“房地产需求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中长期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着人口萎缩和65%逆城镇化门槛的双重压力。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人口负增长或常住人口净增长的省份，资金流出省份也面临挑战。”陈建伟补充道。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表示，“人口规模的减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劳动力的减少。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未来，我们需要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现有的人口规模和构成。”

此次发布的数据中，截至2022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我国正在步入适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较2016年的1786万减少近一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负数，-0.6%。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我国可能会比预期更早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

洪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银发社会’，这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一些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同时，老年人的福利也得不到满足。”老年人保障不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生育鼓励政策应进一步优化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表示，无论是人口负增长还是社会适度老龄化，都与低生育率密切相关。“今天，中国面临着生育主导的负增长。与死亡主导的负增长相比，当前的人口形势更加复杂，解决起来也更加困难。”

宋健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低生育率受多种因素影响。15-49岁的育龄人群被分为不同的群体。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代，即将退出生育过程，生育率较高。政策放开后，有的促成了补偿生育，有的则促成了生育。“80后”的生育也相对活跃，这与其集体主义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而年轻一代则是生育主体。90年代和200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意愿最低，这将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

“对于‘90后’、‘00后’来说，他们成长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观念和行为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外部压力不容忽视，有一定的就业前景、买房等等。”难的；当然，互联网的作用也不能低估，互联网的信息茧效应会对个人的婚育观产生一定的影响。”宋健进一步表示。

事实上，为了提高生育率，国家一直在做出政策努力。2013年实施“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实施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三孩政策和配套生育扶持措施。

不久前，深圳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的公告》，为一孩、二孩、三孩生育提供补贴。按照征求意见中给出的补贴标准，如果生育3个孩子，总共可以获得3.75万元。除深圳外，陕西、山西、云南均出台了鼓励二三孩的补贴政策。政策“暖风”从内陆地区吹向沿海城市。

“生育补贴确实可以对提高生育率起到一定作用，但生育率低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不想生、不能生、不能生’等。”政策也需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进行优化和调整，分担生育成本，国家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宋健指出。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号文件，明确提出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据《浙江日报》此前报道，从2023年开始，参加杭州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西湖医联保”的居民，2023年可领取最高3000元辅助生殖报销。北京、湖南等地也进行了尝试将辅助生殖纳入医疗保险。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数据发布后，“男性比女性多3237万”的词条也出现在百度热搜榜上。有网友质疑生育率低、性别失衡。关系。对此，宋健表示，“这个数据与低生育率没有直接关系，出生人口性别比在95到102之间是正常的。”

养育降成本应全面发力

人口负增长、低出生率和老龄化已成为东亚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各国正在加快调整生育、育儿、教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发展新趋势。日本和韩国都出台了生育、育儿、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但都没有扭转人口变化的趋势。

“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首要因素是高昂的抚养和教育成本。这些成本包括金钱、时间、精力、情感、机会等，在生活工作持续压力、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背景下，激励政策无法完全抵消这些成本，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短期内要通过综合措施实现目标。”中国教育科学院制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家勇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抚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据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数据显示，我国0-17岁儿童平均抚养成本为48.5万元，其中城市家庭约为63万元，农村家庭约为30万元。从全国31个省市的抚养孩子费用来看，上海的抚养孩子费用已超过100万元，北京已接近100万元。

根据《深圳市0-3岁婴幼儿家庭养育成本调研报告》测算，2021年深圳市抚养0-3岁婴幼儿总成本平均约为74612元。从费用构成来看，0-3岁儿童婴幼儿保育设施平均购买费用为5716元；每月平均食品采购费用、生活用品采购费用、玩具教具采购费用、娱乐支出分别为2305元、1022元、443元、643元。有育儿需求的家庭平均每月育儿费用为2562元；婴幼儿由祖父母、保姆等照顾，需要缴纳相应照顾费的，每月平均缴纳照顾费3321元；此外，部分家庭0-3岁婴幼儿接受了早教服务，月均早教支出为2226元。

陈建伟认为，要加快完善相关扶持政策，减轻家庭抚养子女负担。理论上，生育数量是家庭经济权衡的结果。抚养新生儿的经济成本和潜在的就业机会成本是家庭不愿意生育更多孩子的重要原因。这就要求全面增加生育补贴和三岁以下婴幼儿保育补贴。

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到要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快生育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各地在配置公共租赁住房时，可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子女家庭在房型选择上给予适当照顾。精准落实购房、租赁住房优惠政策。住房政策有利于多子女家庭。在缴纳押金城市没有自己住房且租房子的多子女家庭，可以根据实际租金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

教育供给侧应适配“人口质量红利”

高昂的教育费用也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胡润研究院联合青苗教育集团发布《中西合璧，文化融合——2021中国国际教育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子女教育规划中，子女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5。其他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家庭年均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30%以上。

陈建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对新生人口的养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人口总量减少的趋势短期内不可逆转，因此需要努力提高人口质量，特别是新生人口的养育质量，达到新的数量与质量的平衡点。

“提高教育培训体系质量，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消失，迫切需要开发人口质量红利。因此，有必要不断完善教育培训体系质量，不断提高人口素质。”陈建伟说道。

《意见》还指出，要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水平。继续实施“十四五”发展和完善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着力弥补农村和新增人口集中的城市地区普惠资源短板。提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依法落实政府组织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优化义务教育结构，确保义务教育学位以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学位为主。继续落实“两免一补”政策，降低学生就学费用。

同时，加强身体卫生等健康教育。根据在校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通过定期专题讲座、公共选修课等方式开展身体健康教育、青春期教育或性健康教育，加强婚姻观、爱情观、家庭观的正面引导。

此外，从2022年起，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增加至7项，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照顾老人等。3岁以下的婴幼儿。纳税人有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无论子女在境内还是境外接受教育，无论接受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每人每月固定扣除1000元。